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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经济学该如何服务于共同利益?——读《共同利益经济学》
2020-5-11 8:52:00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让·梯若尔所著的《共同利益经济学》,是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经济学普及读本。

  这本书为什么定名为“共同利益经济学”?梯若尔教授在书的前言中就指出,金融危机、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失策,欧洲融合受挫,中东等地区陷入持续的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因此而来的移民危机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间公共政策失措、失误带来的结果。公共政策追求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间的共同利益,而经济学则是指导公共政策最为重要、发挥作用最为突出的学科。所以,要提高公共政策实效,很重要一点就是反思现有的、各个层次的公共政策及其作为指导的经济学,有没有偏离共同利益的价值判断。

  换言之,按照梯若尔教授的观点,经济学应当打破任一学派的预设观念立场,以共同利益、集体利益为目的,重新审视相应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当然,诸如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等显然应当划入共同利益、集体利益的资源,要确保其合理使用,也可以设定某种市场化的分配、付费使用方式。那么,当资源稀缺时,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权呢?是以行政手段限定价格,或是由市场化分配,或是抽签?这些手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争议。市场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带来利益受损群体,但摒弃市场手段,改由行政限价分配,则可能创造出黑市,权力自肥,使得利益受损群体的规模变得更大。梯若尔教授认为,通过区别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政策讨论应当聚焦于体现共同利益概念的目标,避免手段与共同利益相悖。

  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显著地成为了社会科学体系中获得资源注入最多、最受关注、影响公共政策最为突出的一门学科。《共同利益经济学》书中探讨了经济学家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学者、学界分别与私人部门、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指出学者应当处理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唯此才可能创造出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的相对独立性。而经济学家独立性还取决于参与学术研究与外部活动的平衡,如果处理不慎,热衷于扮演公众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很可能像公共部门的官员那样被利益集团“俘获”,成为利益集团的传声筒。作者在书中还就经济学学术研究的程序、实证检验标准给出了解释,并指出经济学研究不可避免要利用数学工具尤其是数学模型,并因此提高了实证研究的精确程度,但数学化必然会带来问题,过度聚集于过去已发生现象、已出现问题。

  作者在该书中介绍了最近20多年来,经济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相结合所开辟的研究新领域、新方法和新工具。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最终推动独立的行为经济学出现,这门学科指出了经济学经典理论的重要缺陷所在——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在作出决策时知晓自身利益,并一定会以理性方式来追求实现利益。尽管传统观点承认信息获取需要成本和时间,所以有时经济人会放弃了解信息细节,但同样会尽可能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经济学则推翻了“经济人”高度自利、绝对理性的假设,指出懒惰等原因会造成人的拖延,人们在决策时往往还会受到错误信念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之所以会在20世纪中期以来大放异彩,恰恰不是因为传统经济学所宣称的市场自我调节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而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金融化发展,暴露出了许多必须矫正的缺陷。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市场失灵。当然,随着1929年大萧条之后推行的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展的社会和经济建设,政府在应对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介入越来越深,也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共同利益经济学》书中指出,到了20世纪晚期,人们才更为深切地认识到,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密切依赖关系,要发挥彼此优势才能更好地应用经济学,制定并实施更好的公共政策。

  梯若尔教授认为,避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很关键的一个举措就是确保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专业分析机构、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就是确保专业分析机构和监管机构,即要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同时也要避免被市场所“俘获”。

  《共同利益经济学》借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讨论了金融产品、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公共政策挑战。衍生产品和证券化资产推出之初,目的是削减风险,提高运行收益,但这两类金融创新产品造成了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金融机构以外的投资者、监管机构都无从真实地了解风险所在。推出金融创新产品的大型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生活、金融体系中可谓举足轻重,而这种“大而不能倒”的特点最终招致了显著的道德风险。梯若尔教授认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美国家金融领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持续增长,这期间的金融震荡很多都在付出很低成本、代价的情况下被平息,因而使金融监管在主流经济学观念的影响下主动弱化,这最终使得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必须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不仅仅在于监管缺失,还包括“不健康的公私混合”。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存在许多半公共机构,比如房地美、房利美,正因为有政策保护、垄断式的准入特许,使得市场倾向于相信这些机构在遇到危机时必定会得到政府援助,反而成为市场投机的重要主体。

  梯若尔教授还就数字经济发展给政府监管带来的新挑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数字经济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模式,但也给原有的政策体系造成了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经济学派、经济学家无论是致力于找出既有监管政策与法律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方面,还是建言、建立新的监管体系和标准,都将有效服务于共同利益,实现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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